熟悉东晋历史的朋友们或许会听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王与马，共天下”王氏。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东晋政权中士族门阀琅琊王氏与皇室司马氏之间的联合统治关系。然而，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尽管东晋的士族门阀种类繁多，包括颍川的庾氏、龙亢的桓氏以及陈郡的谢氏等，为何与司马家族“共享天下”的却是琅琊王氏呢？
在汉末三国时期，士族逐渐演变为强大的门阀，并最终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王氏。西晋的建立正是依赖于士族门阀的支撑。然而，晋武帝司马炎却深知士族门阀的实力对皇权构成了不可小觑的威胁。为了有效控制这种局面，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制衡士族门阀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分封宗室成员为藩王，以增强他们的权力，从而维持对士族门阀的制约。
然而，士族门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地方经济、教育和选官权的掠夺性控制，而藩王的权力基础同样立足于地方王氏。因此，西晋时期的藩王们与隶属于其封地的士族门阀之间迅速建立了共同的利益联系，这也是导致“八王之乱”局势复杂混乱的原因之一。作为“八王之乱”的幸存者之一，东海王司马越也难以例外。
位于今天山东南部的东海国，由于其地理优势，成为当地最大的士族门阀琅琊王氏的重要势力地带王氏。司马越与琅琊王氏的利益联系愈发密切，琅琊王氏的宗主王衍在西晋任司徒，是司马越收获的主要政治盟友。尽管王衍在治国理政方面并不擅长，但他深谙如何确保自身利益，并懂得决不能将所有赌注都压在司马越身上。
于是，王衍向司马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令他在一些重要地区安插自己的亲信，以确保权利的稳固王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游说司马越任命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同时将族弟王敦推荐为青州刺史。这种策略可以说是“狡兔三窟”的优秀体现。除了王澄和王敦，王衍还巧妙布局，挖掘了一个第四“窟”，即王导——当时在司马越麾下担任参军。
与司马越同为盟友的琅琊王氏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也与王导迅速建立了友谊王氏。王导目睹北方局势的逐渐恶化以及司马越的前景黯淡，便劝说司马睿与其切断联系，加之南方地区的权力出现真空，王导于是一同伴随司马睿南渡，协助他稳固建邺的统治。
在整个南下过程中，王导实际主导了局面的发展王氏。司马睿进入建邺后，王导是将北方士族和南方本地士族有效整合在一起的关键人物。同时，琅琊王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王敦则控制了荆州这一南方最为重要的地区。从某种角度来看，东晋的真正建立者并非晋元帝司马睿，而是拥有深厚实力的琅琊王氏。